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来源 / 智合



风险无法提前规避,只有理解风险、提高反脆弱性,才能利用之,获得收益。

——纳西姆·塔勒布《反脆弱》

2020年初,一场风暴打破了冬日的寂静,为寒冷增添了一层厚厚的霜,有人称它是黑天鹅、有人称它是灰犀牛……

从变化来临的那一刻起,它便不可逆地对全球各领域带来了剧烈的影响,法律行业的变革也因此骤然加速。于混沌的时代怎样脱颖而出,在变局下如何抓住机遇?对于法律服务机构与法律人无疑是巨大的考验。

在此背景下举办的智合论坛2020,为法律行业人分享国内领先从业者的经验,从人才、战略、组织、思路、策略等维度剖析法律行业的当下与未来。

五大圆桌对话的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法律市场的发展模式与竞争格局,呼唤能够与现实相接轨的人才。也因此,越来越多实务部门希望法学教育能培育出既有法学功底,又懂实践的新生代人才,填补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之间的“鸿沟”。探讨“法学教育的实践与创新”问题,适逢其时。

本场对谈邀请了来自八所国内知名法学院校的院长,共同探讨法学教育如何应对变局之下的挑战和机遇。

圆桌对谈:

法学教育的实践与创新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主持人: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孙学致

对话嘉宾(按姓名首字母顺序):

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 何志鹏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 蒋惠岭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孔祥俊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潘剑锋

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 宋方青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王轶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王志强

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叶金强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孙学致

孙学致:处在不确定的乌卡时代中,唯一确定的是,人才是支持律所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基础资源。高校法学院是支撑人才供给的最重要渠道,那么各大法学院的人才培养理念是如何对市场上的实践人才需求进行回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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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 宋方青

宋方青:法治人才培养将由应用型转为复合型,单一需求转为多样化,标准化生产转为面向多元、新兴行业。因此,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将面临这些问题:

一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即如何经过严格的职业化训练,形成具有专业法律逻辑、法律语言、法律知识和法律伦理的职业群体;二是综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方式,即如何统一传统和现代的教学手段和方式,培养学生具备开阔视野、知行合一的综合能力;三是法学教师队伍自身建设,即教师队伍如何通过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的扩充,回应新时代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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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 何志鹏

何志鹏:目前学界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实务导向派,认为必须以法律职业为“指挥棒”,根据法律职业的实务需要去培养人才;另一种是学院导向派,认为法学院就应是讲授理论的,让学生把握整个法律的逻辑知识和底层架构。

针对两种不同观点,我比较倾向于采取中庸态度。在法学教育里要讲求法律人才内在的、独特的东西,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阶段,能在人的思想养成、品格塑造方面提供一些社会不能提供的智慧、方法和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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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叶金强

叶金强:法学教育的主体还是实践,即解决法律运作中的问题,但实践能力的培养离不开系统的理论知识。现在的导向是教学活动更多与实践结合,但抽象的知识传递效率更高,具体性、经验性的东西传递耗时更多。

事实上,实践能力培养反而耽误了大家专业知识学习,毕业生或许能更快地进入实践,但理论知识非常弱。因此,我觉得实践能力应在实践中培养,不是试图通过教学来达成,学生所谓的实践能力是会在工作后很快习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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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 蒋惠岭

蒋惠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法学教育来讲,就是把普通的人培养成适应法律职业需求的人,所以法学教育承担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但在这个过程我们明显看到,需方和供方之间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隔膜。

需方希望能获得职业化的人才,这就决定了法学教育的目标是职业化,而供方则是完成这个订单,去设计、谋划做哪些能够适应实践部门的需求。供需双方确定后,就要在如何实现职业化方面下功夫,具体说来就是要处理好理论教学和实务教学关系的平衡,处理好实务教师和理论教师队伍的平衡等等,这都是摆在法学教育机构面前非常重要的任务。

孙学致:各法学院目前在回应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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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潘剑锋

潘剑锋:北京大学法学院培养法律职业人才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实务课和案例课,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这些课程会邀请包括法官、检察官、仲裁员、公司法务等实务部门的人员来授课,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其中的民法、刑法案例研习课,现在都成为了品牌课程。

第二,注重高端法律人才、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我们开设了国际法律谈判、国际民商事仲裁等课程。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辩论能力,近几年,北京大学代表队在国际赛事中也取得了佳绩。

这样的一些活动,都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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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王志强

王志强:复旦大学法学院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尝试:

首先,请实务专家开设30门左右实务课程,其中23门是外部实务部门的专家开设的。在注重准入机制建设和严格管理的前提下,通过师生互动,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优。二是复旦法学院已开始策划并推进专岗实务教师的设置,从实务界引进全职的实务教师。三是引进外部资源。在4年前推出的国际双硕士项目签约的海外院校中,不少有非常丰富的实务教学培训资源和经验。

在未来的法律教育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期待探索符合法律实务技能特点的培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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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孔祥俊

孔祥俊:当下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在培养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和改革:

第一,高度重视国际化人才培养。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专门化的培养载体,利用优质资源和国际化师资力量,为国家培养能参与国际事务的人才。

第二,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今年我们在招收的法学院新生中,开设了经济学和法学双学位制。学生把两方面的课程修完后,毕业时可以拿两个学士学位,成为基础广泛、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

第三,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高度重视、打好理论基础,进行课堂教育的同时,拓宽实践教育途径,打造实践教育的载体,建立一支高素质、高层次的实践教授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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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王轶

王轶:在人才培养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注重“因材施教、分类培养”,让进入人大法学院学习的孩子们,都能成为自己想成为而且适合成为的人。

近年来,我们跟人大商学院合作,推出了法学、工商管理的实验班;我们和人大新闻传播学院合作,推出了法学和新闻的实验班。这两个实验班都已分别走过10多年和将近10年的历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还跟人大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每年选拔20名外语优秀人才,把他们纳入到非法学法律硕士的培养中,并实行法学、外语、实务部门各一位导师的“三导师制”。

我们非常注重和律师界的合作,比如香港的多位大律师,专门给人大法学院开设课程,效果也非常好,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孙学致:听几位院长的发言,我简单谈一下体会:

首先,国内法学教育已形成稳定的发展态势,基于自己的评价机制、师资传承、理论科研的积累,逐渐导入实务方面的资源,向着贴近职业教育的方向发展。实务部门如果短期内期待法学院校能够彻底改变,或供给符合需求的“标签化”专业人才,恐怕还需假以时日。这个判断并不是否定目前的高等法学教育,知识学习与认知结构的生成,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现行的法学教育资源所提供的,仍是形成法律职业人才的基础。

第二,各律师事务所为客户提供的法律文书同样具有自己的个性化特征,如果律所能把这部分成果拿出来贡献给高校和社会,共同开发符合法律职业要求的教学产品,研发出适合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体系,培育出适合人才的师资队伍,形成评价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一套标准,将是未来法律职业教育市场最主要的内容。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过去10余年间,法律界掀起了一阵规模化浪潮,越来越多的律所开始拓展规模、强强合并、扩大布局……然而今年的特殊情况,使人们开始对行业内一些传统的竞争格局、发展模式重新审视:规模化是否会产生边际效应?规模化发展的尽头在哪儿?在不确定的市场中,我们该如何看待规模化的价值?

本次对谈邀请了5位来自各地的规模化大所管理者,共同聚焦大所的破局之道。

圆桌对谈:规模化红利式微,

“大所”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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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国浩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国浩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淳

对话嘉宾(按姓名首字母顺序):

康达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 连艳(代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乔佳平发言)

中闻律师事务所执委会主席 穆振辉

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主任 翟玉华

炜衡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 张小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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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国浩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淳

李淳:1994年“规模所”的概念被第一次提出,当时认定的规模所是“百人大所”,今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万人大所”。在座的各位是有一定体量和规模的律所,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定问题:规模所究竟有没有红利?现在规模所的红利处于上行还是下行?如果规模红利下行的话,怎么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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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闻律师事务所执委会主席 穆振辉

穆振辉:规模化可能是每一家律所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2000年时,国内律师人数是10万人左右,到去年为止是47万,全国各律所发展突飞猛进,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着很大的红利。为什么呢?这是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国刚进入小康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过程中,需求的律师服务以及律师需要展现出的服务一定会朝着更深入、更专业的方向发展。所以红利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同样,律所也都是通过规模来实现壮大的,客户对律师事务所信任最大的方面在于律所规模、律师数量,因而通过规模带动更多客户是长期趋势。   

此外,尽管在行业中律所规模化的瓶颈目前尚未出现,但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个律所自身红利可能会递减。若想继续发展,必须从三方面考虑:一是管理升级,律所要向企业管理学习,与企业管理中有益的方法结合起来;二是技术驱动,通过技术的引入,提升管理和业务系统的效能;三是专业创新,适应新的需求,专家化团队化,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如此才能解决我们规模化过程中产生的各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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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 连艳

连艳(代乔佳平发言):康达是中国司法部最早批准设立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至今已有32年,从起初的十几人,发展到如今千余人的规模所。从整体角度来看,康达发展的并没有那么快,因为康达始终秉承“行稳致远,进而有为”的办所理念,追求有质量的规模化。康达在发展过程中不是“破局”,而是“扩局”。所谓扩局,即是通过与时俱进,制定各个分所的发展战略,为法律需求日益增长的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今年,中央提出“双循环”并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康达亦根据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需求制定分所发展计划。从去年底,康达重点在中部布局,分别在武汉、郑州、长沙成立了分所。并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分所的重组,实现资源重新配置,焕发新的生机,同时随着去年香港分所的成立,使得康达法律服务可以覆盖到大湾区的城市群,再到继续稳固西部区域的发展和通过沈阳分所帮助重振东北经济之雄风,康达分所已经形成网格化和立体化布局。因而当跨境业务普遍受到影响时,康达并未受到多少冲击。疫情期间,康达控制成本,稳步发展,创收同比去年有所增长。

我们将继续把康达的“开放包容、勤勉谨慎、谦抑厚重、和衷共济”精神传承下去,依靠团结的核心管理团队、稳定的骨干律师队伍、老一辈康达人优秀的品质传承、多年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规范化建设,稳步前行,再攀高峰。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主任 翟玉华

翟玉华: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区域性规模所,与全国性大所一样,天地人顺应社会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面对疫情做好应对措施。但天地人同时又坚信:无论社会如何变,律所自身能把控的事务可以万变不离其宗。因而,如何破局,天地人考虑两点:其一,抓好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不以资本为仰仗,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帮助律所中的每一个个体实现人生理想;其二,提升服务品质,天地人要求把执业道德作为服务能力的第一要务,讲诚信、品行正、遵纪守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此才能取信于人。通过团结广大人民,用法律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一定能够成功破局,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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炜衡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 张小炜

张小炜: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律师事务所恢复方才四十年,但是在规模上已经可以和国外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律所比拟?以炜衡为例,2002年成立第一家分所,到2012年一共开设了十几家分所。以2012年为节点来看,炜衡所的分所规模扩张是没有红利的。炜衡设立分所出于三点考虑:第一,将律所品牌传播到各地;第二,设立分所可以吸引当地的人才;第三,便于第一时间获取当地业务信息。因而,尽管从资金上看,炜衡的规模化好像与红利没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获得了大量非资金、非金钱的红利。   

正是保持着这样的观念,2012年到2015年的三年时间,炜衡的创收突然增长过亿,随后几年间也在成倍数式的增长。在规模化之后,炜衡的品牌的影响力、信息的影响力、人才的聚合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所以规模化带来的红利不以金钱为标准衡量,而是通过规模化建设,为律所的同事们增加机会、提升影响,让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法律服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为对抗来自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律所需要“修炼内功”,开展内部各项机制的升级与变革,实现自我革新、自我赋能。

围绕着“律所如何创新”这一议题,本场圆桌对谈邀请了五位知名律所的管理者,共同探讨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律所的变革创新之路。

圆桌对谈:大象也可以跳舞,

“大所”如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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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程金华

对话嘉宾(按姓名首字母顺序):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贺雷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铮

盈科律师事务所中国区执行主任 李正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汪冬

隆安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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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程金华

程金华:《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成书于约十年前,讲述了原IBM总裁郭士纳,如何在十年间把IBM转型为一家不生产电脑的“电脑”公司。几家律所虽然规模有大有小,但都可以称为“大象”。对于你们而言,如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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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贺雷

贺雷:法律服务市场已从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化,如果律所一成不变,缺少创新,在竞争市场将面对更大压力,甚至被边缘化或者淘汰。

2020年7月底,锦天城进行了管委会换届,新管委会成员以70后为主,还有部分80后。新鲜血液和创新思维是我们进行创新的基础和动力。锦天城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的愿景就是:提供卓越服务,打造一流品牌。

围绕这个愿景,我们在几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划分专业委员会,再从行业化层面上编织专业化网络,形成“专业+行业”的网状建设;其次,执业层面上更加注重规范化运作;第三,在国际化层面,2020年的国际化战略规划是在香港进行本地化业务开展;第四,创新手段,实现律所全面数字化管理,提升管理及服务客户的品质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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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铮

李铮:乌卡时代蕴藏着机会,在大洗牌过程中,只要能抓住机遇,就有机会迅速进入某一领域,并成为专家。中伦文德在创新方面主要做了以下方面:

首先,实现了代际传承。新一代执委会达成了坚持“中大至正,伦理求是,文以载道,德信为本”的理念共识。

第二是制度。很多律所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显性的制度、潜在的管理习惯等。中伦文德注重把这些习惯以制度方式确认和显化出来。让所有合伙人参与到制度制定中,让每个人得到充分尊重,制定出来的制度大家都会遵守。

第三是网络化。中伦文德现在全国有23家分支机构,有15个海外联盟机构,现有执业律师及专业人员2000余名。我们于2016年牵头发起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由中国律师主导的国际律师机构—全球法律联盟(简称GLA),旨在构建全球律师事务所、企业和金融机构全球网络,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护航中国企业“走出去”。依托网络化发展,律所今年业绩实现了逆势提升。

第四是对客户好。律师都有一个法治梦,我们要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只要让合适的律师为客户提供适合的服务,客户一定会跟着你走。

第五是充分发挥合伙制的优势。对自己的合伙人好,对自己的律师们好,这样大家才会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抱起团来一起发展。   

最后,服务是王道。规模化的优势在于,客户提出若干服务需求,一个所就能满足。但如果你有短板,就无法匹配大所地位,也因此产品创新和发展特别重要。

总之,所以我们的创新之道是用我们的结构、战略、理念、机制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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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科律师事务所中国区执行主任 李正

李正:盈科的创新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是发展模式的创新。盈科分所都是按照总部“直投直管”的一体化模式来运作,总部持有控股权,与分所共同拥有决策权,目的是保证全国体系的一致性和一体化。

第二是管理架构的创新。最早盈科推行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股权合伙人制度,再到管委会、监事会制度的推行,有力保障了盈科整个体系的健康发展。

第三是管理方式的创新。盈科进行了数字化的转型和升级,今年启用了law wit云端办公室,律师可以通过这套系统解决日常办公问题,提高效率又降低成本;同时我们自己开发了盈科大数据管控平台,对盈科全国案件量、业务类型、客户数量等进行实时监控,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精细管理。

第四是法律服务产品和专业服务能力建设。我们通过律师、团队、专业部门、管委会四个层级加强管理和专业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盈科的专业能力。在管理上采用了管委会选举的线上投票,也是盈科民主管理的大胆尝试。  

第五是党建的创新。盈科一直非常注重党建工作,坚持党建引领,“党建带所建,所建促党建”,总部通过交流会的形式,把党建工作经验传到分所。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汪冬

汪冬:任何时代都要考虑未来,只有提前思考、提前布局,才能在未来从容应对。 

为什么要创新?创新是源动力,创新是生命力,创新就是未来。时代不停变化,客户专业水平逐渐提高,很多企业客户的法务曾执业于知名律所;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竞争越来越激烈。此外,科技不断创新,一些简单的法律事务不再依靠律师。

大所如何创新?首先是管理创新,天达共和的合并也是管理创新的表现,不是简单追求规模化,而是在合并中如何完善组织架构系统,形成一致行动。其次是业务创新,而业务创新一定要建立在管理创新的基础上,应有一个组织系统保证这样的创新,才能在竞争中快速得到客户的认同。

在管理创新上,我们要不断学习一些更先进的理念和制度。天达共和现在进入了2.0时代,要考虑在坚持一体化管理体制下,如何根据外地办公室的地域特性释放活力,做出更加灵活性的安排。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隆安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丹

王丹:所谓“创新”,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从一到二、循序渐进地进阶。成立时间比较早的大所,通常会面临各种“旧”的因素,比如旧的制度、分配机制、管理理念、人才制度等等,采用“一刀切”式的改革做法可能并不适合这些律所的发展。

对于创立已28年的隆安来说,可能也面临相似的挑战。而隆安给出的答案是,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温和的改良,循序渐进地走出一条创新之路,我们称之为“引导式创新”。

隆安作为千人以上规模的大所,通过集思广益与多年探索,形成了许多自有的创新思路。例如,隆安之前的原创标识是“外方内圆”,跟某知名公司的logo类似,后来创新地在四个角加上了中国元素“如意纹”,才有了我们现在广为人知的标识。这就是隆安人的办法,在“旧”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之道。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全球范围内合规监管形势趋严,“天价”罚款案频发,企业开始注重内部合规体系建设。为满足客户所需,越来越多律所开始在这一领域布局,致力于提供“量身定制”的一站式合规法律服务。

同传统法律服务比,合规业务有其特殊性,往往需要律师帮企业梳理并发掘具体需求,再据此设计务实的合规解决方案。那么企业负责人如何看待合规与发展问题?律所对企业合规和风控构建又是怎样理解的?

本场对话邀请来自企业和律所两方的负责人,他们从两方视角洞悉新监管趋势下的企业合规与风控。

圆桌:新监管下的企业合规

与风控建设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主持人:

法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 周欣如

对话嘉宾(按姓名首字母顺序):

蔚来汽车总法务顾问兼首席合规官 刘昉

阿里云智能董事、总法律顾问 秦健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 沈宏山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孙韶松

三体宇宙首席执行官 许垚

谷歌上海法务负责人 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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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 周欣如

周欣如:作为企业法务的负责人,您所在公司的企业合规与风控建设有何特殊性?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谷歌上海法务负责人 姚迪

姚迪:从谷歌整体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块是用科技管理控制经营性风险;第二块是用专业团队来控制战略性风险,包括通过律师、会计师、投行等专业团队一起共同努力控制地缘政治、市场准入、人员安全等方面的风险。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蔚来汽车总法务顾问兼首席合规官 刘昉

刘昉:在法律法规空白、无先例可循的前提下,我们要探索的是如何既能合规,又可以帮助公司业务发展。

蔚来汽车于2018年在技术上实现“车电分离”,但当时国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市场上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之后,我们通过同多个部门进行沟通,说明这种技术对用户、产业等各方面的好处。终于,工信部于2019年6月出台新的实施规章,第一次确认电池租赁和车电分离的模式。2020年8月份,我们还对第一台“车电分离”的车身与电池发票进行拍照留念。

周欣如:孙律师如何看待合规中的反垄断问题?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孙韶松

孙韶松:企业近年来合规需求增多,合规律师也迎来了春天,其中反垄断可能是所有合规业务中最为瞩目的一项。

有一句名言叫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稻草看似很小很轻,但实际有很大的威力,反垄断也是如此。有时只是几十、上百块的商品,却要被罚数亿,因为虽然看似是一根“稻草”,实际上动了整个竞争格局,所以监管机构才施以重罚。未来企业也会面临集团性民事赔偿诉讼的风险。

从目前企业合规的角度来看,及格线就是满分线,但如果没达到可能就“昨天是头部,明天就是底部”,因此企业应从长线程、多层次、多维度去重视监管合规问题。

周欣如:面对变化的外部大环境,企业如何平衡风控和企业发展?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阿里云智能董事、总法律顾问 秦健

秦健:对于阿里云这样规模的企业来说,事后监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对风险保有预判的能力。

每年阿里云内部的业务、法务、风控等部门高管,会组成“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未来1~3年内最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判和定义,对外部环境中的风险事件、内部产品的功能模块进行梳理,形成“全景图”。

此后,企业法务部门需在风险和商业发展之间做平衡,找到企业的“一号位”——总裁,并与其达成对焦和共识。这“对焦”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大棒到绣花针”的过程,只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才有可能在两者之间就合规和商业发展达成共识。

周欣如:作为企业的“一号位”,许总又如何看待企业合规的问题?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三体宇宙首席执行官 许垚

许垚:我想先举一个“创造规则而合规”的例子。我之前在做法务时,所服务的机构在欧洲某大国进行一个要约收购的项目,当时遇到了有力的外国竞争者。在跟对方进行了长达四轮的加价竞争后,我们团队进行了较为透彻的研究,发现在该国家相关具体法条的规定已失效了,这时我们就去游说相应的监管机构,以让双方结束这场竞价。

有时在没有规则的时候,当监管部门也不知如何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影响他们,跟他们一起创造规则、创造价值的。

周欣如:作为“乙方”律师,沈主任可以给到企业哪些好的合规产品、服务?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 沈宏山

沈宏山:作为律师,过去我们可能更注重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具体的、微观的利益维护问题,包括打官司、起草交易文件等等,但是新形势下,合规律师要帮助企业优化法人治理结构、营造良好的外部营商环境。

在新监管趋势下,未来会有大量涉及金融、医疗、大数据等行业合规需求,也会给我们合规律师带来很多新的业务机会。经过十几年发展,很多律所已完成了“专业化”,现在开始越来越重视“行业化”。未来,律师在合规上也要深耕行业,为企业提供更多行业化的合规服务。作为乙方,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与公司法务紧密配合,同舟共济,共同拥抱监管。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疫情后,商业纠纷的增加是很多专业人士的切身感受。今年政府也多次加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以应对日益增多的争议案件。动荡的局势下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存在,争议解决业务呈现了哪些趋势?各仲裁机构又将如何创新完善?

本场邀请的五位是来自境内外仲裁机构代表和京都律师事务所的郑建鸥律师,他们就商业纠纷增长下的策略问题展开了讨论。

圆桌:商业纠纷增长下的

争议解决策略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主持人:

通力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 杨培明

对话嘉宾(按姓名首字母顺序):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秘书长 马屹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兼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杨玲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事业发展处处长兼湖北分会秘书长 姚俊逸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中国区首席代表 张寸渊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郑建鸥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通力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 杨培明

杨培明:今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济的增幅为-4.4%。中国虽然是预计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恐怕也难以独善其身。在座的各位嘉宾能否就你们近年来观察到的现象,谈一谈商业纠纷的未来趋势?

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秘书长 马屹

马屹:争议解决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商业活动中的所有风险都体现为法律风险。疫情之后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出现三个趋势,第一,金融类、货物买卖和国际贸易、公司类案件为当前办理案件数量最多的案件类型,三类总和达70%;第二,案件总量并未大幅增长,45%以撤案、和解裁决的方式结案;第三,律师费有关的争议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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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兼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杨玲

杨玲: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争议标的总额已超过了80亿元,达历年新高;案件数量在8月就与去年持平,整个2020年案件的数量会有进一步增长。就具体案件类型来说,HKIAC排名前五的争议类型是国际货物买卖、公司、建设工程、海事海商、金融等。

最近三年,HKIAC面临三个趋势:第一,中国当事人的数量在增加;第二,中国法作为准据法适用的情况越来越多;第三,中国律师和仲裁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HKIAC的案件中。这些趋势表明,第一,中国当事人谈判实力增强;第二,中国法的域外传播非常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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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事业发展处处长兼湖北分会秘书长 姚俊逸

姚俊逸: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自创办以来处理的大部分案件是贸易案件,现阶段并购、股权转让类案件增多;工程还款也成为争议解决案件中的一大占比。近3年来看涉外案件数量大量增长,今年上半年也保持了大幅度的增长。

另外,争议交易额也增长较快,从近三年数据看,2018年案件标的总额突破1000亿,2019年案件1200多亿,今年7月初案件突破1000亿,有可能与去年持平。乌卡时代中行业面临整体的波动,但争议解决行业反而呈现一种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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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中国区首席代表 张寸渊

张寸渊: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最近几年来案件的数量保持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增长曲线。1991年创办的时SIAC受理了两起案件,2019年受理了479件,到今年已经突破了1000件,比去年出现了一个大幅增长。

这个趋势不仅代表SIAC也代表亚洲仲裁的情况。很多专家观察到,随着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经济,以及对外投资的强劲增长,国际仲裁重心正在从欧洲往亚洲转移。外国用户也更重视涉及印度、中国和美国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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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郑建鸥

郑建鸥:今年是京都所创立的第25年,事务所在品牌建设方面进行了全新升级,并已经实现了由从初创时的刑事业务为主向综合化律所的全面转型。面对近几年来的贸易战和今年的疫情,国际商事纠纷达到了空前的增长幅度。从京都办理的案件来看,由于疫情导致供应链断裂,造成贸易项目上出现违约,国际商事纠纷方面主要集中在国际货物买卖;其中90%以上的商事纠纷选择了仲裁,且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在约定纠纷解决方式时选择了国内仲裁机构。这也说明中国当事人的谈判地位在逐渐上升。

杨培明:大家都觉得现在跨境争议是明显增加的一类案件。就四位境内外仲裁机构代表而言,能否请四位谈一谈各自的优势以及如何稳固、完善这种优势?

马屹:近年来,国内外仲裁机构的规则呈现趋同的态势。随着中国仲裁规则与国际化接轨,当事人选择仲裁机构可能会更看重该机构的管理水平,以实现公正、快速、高效、便捷的裁决。因此,仲裁机构需要改进完善管理水平,树立自身优势。

杨玲:境内外仲裁机构交流、共同成长,最后获益的是最终用户,即律师和企业法务。当今中国成为最大、成长最为快速的经济体,经验、制度和人是三个需要考虑的关键词。一方面,将仲裁机构的文化经验融入到案件管理中;制度方面,建设不同框架下的仲裁规则;最后,境外仲裁方面要挖掘更多优秀的仲裁员,以满足不同语言当事人的需要、建立仲裁员储备库。

姚俊逸:智合论坛的举办地上海拥有全国最多的仲裁机构,这对上海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力作用。境内外仲裁机构在办案流程、收费制度、庭审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如何更好地适应中国律师、企业的习惯,需要各方予以考虑。对此,仲裁机构更需要加强交流、促进融合,包括境内外仲裁员互助与培训,共同找到优化仲裁制度的最佳策略。

张寸渊:SIAC是会上唯一一家位于国境之外的仲裁机构,在处理涉华案件上的优势在于语言优势。新加坡仲裁委的员工大部分是华人,能够实现语言和文化上的互通,为中国客户提供保障。

杨培明:接下来,郑律师能否以律师的角度谈谈对境内外仲裁机构的期待?

郑建鸥:作为律师,我认为境外仲裁机构相比境内而言,在事实发现的程序上更加科学合理。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全球贸易与投资,将来在大标的额、疑难案件上,当事人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境外仲裁机构。这可能是境内仲裁机构需要注意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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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是亘古不变的辩证法则。对于法律服务机构来说,唯有将人才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不断冲破传统藩篱,践行内部制度和发展战略,探索时下新的思路与解决方法,方能迎接外部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

人才、战略、组织、思路、策略这五个“创新”,也共同构成智合论坛2020的主题——乌卡时代的专业创新。在充满未知与不确定的当下,希望专家们的真知与灼见,能为法律行业提供一往无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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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Richard 编辑/Willa  分类/原创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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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智合):五轮交锋,洞悉2021年法律市场局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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